之前的文章提到，香港的一國兩制若要行穩致遠，便要在改革選制之餘，還要透過解決所謂的土地問題，緩和階級固化所造成的深層次矛盾，但是基於歷史和「資本滲透」的原因，造成部分建制派淪為某些既得利益的代言人，並因而成為解決香港土地問題的阻力。另一方面，港府內部的某些人，亦有可能會因為某些緣故，而在中央期望香港土地問題能獲解決的情況下，繼續選擇陽奉陰違。
當中的其中一個原因，是政府沿襲了港英時代的懶政陋習，並將此陋習包裝為所謂的「積極不干預」。一般而言，政府官僚的懶政，理應招來民怨，但是香港因為歷史的各種因緣際遇，經濟在二戰後迅速起飛，造成政府官員的不少人，把香港當時的經濟起飛，歸功於所謂的「積極不干預」，甚至將此視為金科玉律，至今仍然影響着部分政府官僚的管治思維。
另一個更為直接的原因，是香港過去經濟起飛之時，港府一直奉行簡單低稅制，使得包括《基本法》草委在內的一大批人深信，簡單低稅制是香港賴以成功，維持競爭力的關鍵，最終使到簡單低稅制這一公共理財原則，被寫進了《基本法》第108條之內。
當然，草委當日把簡單低稅制原則寫進《基本法》，可能是因為沿襲港英時代的稅收政策，能夠有利於平穩過渡，但是無論原因為何，簡單低稅制的直接影響，是香港民生福利開支在90年代增加之後，政府若要收支平衡，便難以用增加稅率或稅種的手段，最終造成政府依賴非經常性收入，亦即是賣地收益。
以2018年為例，當時港府錄得1,380億元盈餘，只是大家只要細閱政府的財政數據，便會發現當年獲得的賣地及物業印花稅收入，分別是1,600億和920億元，佔今年總收入的27%及15%。換言之，假如港府當時並無這類跟房地產有關的收入，便會錄得1,220億元赤字，而這些收入本來便是非經常性，即是港府在經濟未受修例風波和新冠疫情影響之前，雖然年年錄得盈餘，但實際上已存在結構性赤字的隱患。
由是觀之，港府對於賣地和房地產業方面收入上的倚賴，可能是香港明明有地而不開發，政府明明可以修訂《郊野公園條例》和《保護海港條例》，但是甘願自綁手腳的背後原因。因為香港若是釋放大量閒置土地的話，地價便會隨着土地供應的增加而降低，所觸碰到的便不只是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奶酪，而是政府的非經常性收入，甚至會因而造成財政赤字。
如此一來，又是否代表政府要保證收支平衡，便一定要靠着維持高地價政策呢？退一步而言，即使假設高地價政策不能隨便改變，便沒有其他法子解決香港的土地和房屋供應短缺問題呢？答案絕對是否定的，只是若要詳加剖析，篇幅便會太長，為了照顧文章可讀性，便只好遲點另撰一文再說。
文：陳凱文
學研社成員，香港投資日報主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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